2003年09月12日

　　本月16日是“臭氧层保护日”，当我们再次聚焦我们的生存环境时，我们也再次关注那些多年默默无闻、无私地为中国环保事业辛勤工作的志愿者。这篇文章的主人公就是他们中的一位。正是他们极为普通的工作铸造了环保事业的基石。

　　■胡佳其人———谁有事都可以找胡佳，谁的事都是胡佳自己的事

　　认识胡佳是1996年4月在“大学生绿色营”的一次筹备会上，当时他大学还没毕业。印象中他腼腆、内向，人多的场合不爱说话，总是站在人后，极其谦和。真正
记住了胡佳是有过几次与他同行的机会，发现胡佳喜欢“抢”人家的包，“抢”来背在自己身上，有时把同行者的包“抢夺”净尽，左一个、右一个，重重叠叠地背着，就像一只骆驼。

　　我的电脑里保存了胡佳的几百封信，其中绝大部分并不是给我的，而是给某一个什么人时，抄送一份给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胡佳发信的频率很高，几乎每天都有，有时一天就好几封。千万不要以为他发的是广告，他发的都是环保组织的活动信息、资料、话题等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也有。触发他这股子热情的是一个偶然事件：他错发了一封信给一个不认识的人，对方却立刻回信再三再四地感谢他送去这样宝贵的信息。这使他觉得有义务把信息发送给任何可能需要它的人。按说这种“邮件轰炸”是会引起反感的，却没有人去抗议胡佳。他的这种“疯狂”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有人给了他一个委婉的提示，他才慢慢减少下来，当时我还真不习惯。

　　2001年9月胡佳去印度参加一个为期3个月的培训班，当然我们就“寂寞”了3个月。他回国后仍有很长时间没有来信，于是忍不住打电话去问他，他说因为3个月来
他的邮箱里积压了3000多封信，正在慢慢回复。

　　按他发信的频率和数量来算，这会占去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他仍然有时间
和精力去做另外许多事。这从他的信里可以看得出来：有人要搞什么活动，请他介
绍一些人或出点主意；有人请他帮着发会议通知，也邀请他去捧场；有人要来北京
办事，请他帮着联系一些人；有人请他帮着参考买什么电脑……胡佳是来者不拒—
——非常详尽地写信答复，亲自去联系，亲自去参加活动，亲自去市场上看或陪着
人家去看。他还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研讨会，还有北京几个环保机构当年赠送
给“野牦牛队”的车辆，都是他去选型、签合同、买配件、办牌照，然后是磨合。一辆
车要跑几千公里的磨合，几辆车跑下来是多少公里？还有“野牦牛队”每次来京，他都
事先替他们联系好食宿、演讲、采访等所有事宜，负责接送，并全程陪同。做这些
事绝大多数时间他都没有报酬。

　　虽然没有一份正式工作，胡佳却忙得不可开交，而且精疲力竭。大家都知道胡
佳信息多、朋友多，又总是那么真诚地愿意去做任何人托给他的任何事，有事就都
去找他。他的朋友越来越多，世界各地都有，他也就越来越忙碌，一般在晚上10点
之前不能归家。

　　胡佳对所有生命怀有虔诚的恭敬，为此他不吃所有的肉食。至于鸡蛋也要分清
是柴鸡蛋还是养鸡场的鸡蛋，如果是养鸡场的鸡蛋，就可以肯定没有受精，不会形
成一个生命，可以放心地吃。而且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许多蔬菜也被他列入不能
食用之列，可吃的东西实在就不多了。可想而知，他和朋友一起吃饭时就会有许多
尴尬，偏偏他的朋友又特别多，经常在外吃饭。如果没有专门为他点菜，他会悄悄
坐在一旁，宁可饿肚子也不吭声。好在这种事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因为朋友们总是
记得专门给他点菜。

　　■进入环保界源于一位日本老人

　　胡佳最好的朋友是林易，两人一直在关注荒漠化问题，有报道说彻底治理中国
的沙漠需要一万亿棵树，他们一直在设想怎样能做到。1996年2月胡佳看到一篇报
道：一位名叫远山正瑛的日本老人，坚持自费到内蒙古的恩格贝沙漠义务植树近10
年，现已年逾九旬，仍然每年都来中国。他把这事告诉了林易，他们觉得应该去看
看这位了不起的日本老人。

　　当时他还是首都经贸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去内蒙古需要旅费，他就去向父母
要。从来疼爱他的父母这次却不支持他。同样是大学生的林易有3000元的积蓄，拿
出来做了两人的路费。在林易生日的那天，他们俩出发去恩格贝。内蒙古的沙漠给
了他们一种震撼的美感，沙漠也使他们知道了环保将是一条曲折的路。从沙漠回来
后，他把自己的压岁钱寄给了远山正瑛。

　　但是他们意犹未尽，开始策划组织一批人去恩格贝义务植树。胡佳想起《东方
之子》报道过的梁从诫教授，领导着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这时他认
识了北京林业大学“山诺会”的负责人严峻，他们一起去找了梁先生。于是这年8月有
了“自然之友”的第一次志愿者活动，那是一次浩浩荡荡的行程，有80多人前往恩格贝
沙漠。

　　■胡佳的“生存危机”

　　像胡佳这样的人品应该是不难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的，事实上他毕业前就做了
电视台一个环保栏目的实习生。他父亲在一家公司有股份，“子承父业”也是父亲的愿
望。但他拿着公司的工资，却总是为环保的公益活动成天在外跑，而且没完没了。
于是这份工作也只干了很短时间。几年后一家香港环保机构看中了他，聘他做驻京
办事处的负责人，谁知他的“不务正业”就是不可逆转，几个月后这份工作也结束
了。

　　于是在好几年的时间里胡佳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我曾经为胡佳算过账：按他
发邮件的数量估算，每月他的上网费、电话费得200至300元，手机费300元以上。虽
然出行的主要工具是自行车，但以他在外跑动的频率，公交车必须经常坐，不时还
需要打的，交通费每月约需150元。此外胡佳还喜欢送人东西，虽然都不大。这些钱
虽说不多，加起来也不少。再加上吃饭等等费用，他每月的生活费总会超过1000
元。

　　曾经问过胡佳，生活费从哪里来？他苦笑说就是厚着脸皮找老爸老妈要。所有
朋友心里都有一个问号：胡佳这种生活能持续多久？不少人语重心长、苦口婆心地
劝过胡佳，不要管那么多闲事，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生活，但就是不起作用。也有
人给他写过很长的信，狠狠痛骂他，仍然不见他思过悔改。

　　终于在2002年的4月14日，我的电脑上出现了胡佳的一封题为“节省”的信，原文
如下：“DearFriends,到这个月，我家人已经为我支付了整整两年手机费用，多达近
万元。我不能再让年迈的父母负担这些开销。所以，请记住以下号码（此处省略）
……不是特别紧急的事情不要拨打我的手机，或者你能发手机短信，那么也是快捷
的方式。这封信确实没有任何其他的含义，大家都是我的好朋友，而且经常与我联
络，所以这么直率地请求各位，见谅。”

　　这信显得那么不寻常，因为胡佳是个从不对朋友说“不”的人。两天后有人呼吁为
胡佳捐款，并带头捐出1000多元。我立刻回了一封信，大意是说：我不给胡佳捐
款，也不赞成给胡佳捐款，因为这会使胡佳很难堪。胡佳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胡
佳必须自己找到“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否则不光他的事业“不可持续”，他自己也“濒
危”了。

　　胡佳又回信给大家再三道歉，并说明那封信的起因是他偷听到父母在叹气，
说“胡佳一个月的手机费相当于我一多半退休金”，又说年纪大了供不了他几年了，所
以就忍不住给大家发了这信。他也承认自己“缺乏管理能力，分不清先后主次轻重缓
急”，并说自己正在学着“化缘”。

　　这之后在5月24日胡佳又有一封信，通告大家，澳洲的一家环保团体“铁匠学
院”（原文是BlackSmithInstitute）聘他做他们在中国的代表，替他们物色环保合作
项目，每个月给他一笔“顾问费”。以前我很少回胡佳的信，因为他绝大多数的信明显
是不必回的，但这天我马上回了信，只有两个字———“祝贺”。

　　我想那笔“顾问费”虽说不多，但可以供胡佳自己生活。后来听说胡佳用这笔钱资
助了两个艾滋病孤儿上学。

　　■一段有缘无分、铭心刻骨的爱

　　1997年第二期“大学生绿色营”开始筹备时，有一个学医的女孩来报名。她穿一件
简单的牛仔衬衣，落落大方，说话自然而有分寸，显得很干净———那种心灵上的
干净。胡佳觉得好像心里有根弦被拨动了一下。

　　但胡佳一直拖了近两年才向她表白，没有什么悬念，她接受了。这是他的初
恋，也是她的初恋，那份纯洁和美好，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到。

　　这年夏天他们一起去了藏区，从滇西北到藏北，又到川北，为一个国际环保组
织考察野生动物。其间胡佳还参加“野牦牛队”的反盗猎，进入可可西里，抓获一个特
大盗猎团伙。

　　他们一行共6个人，一路上，他俩总是坐同一辆车，肩并肩，手拉手。众所周
知，藏区的路经常十分险峻。每当车行驶在万丈悬崖边上或有危险情况出现时，她
会不由自主地偎在他肩上。这时胡佳望着高原湛蓝的天、圣洁的云，心想如果真的
出了事，两人一起就这样死去，也心满意足了。每到一个寺院，他们会一起去进
香。胡佳总要许很多的心愿，其中必有一个是乞求上苍让他俩生死与共，海枯石
烂，地老天荒。

　　从高原回来后，可能因为高原的艰辛和劳累，胡佳被诊断患了乙肝，而且在急
性期，应该休养。正好这时香港一家环保机构聘他做驻京代表，百事待兴，胡佳就
以他那股“疯狂”劲儿投入进去了，不管她怎么劝说都没用。在亚运村租了办公室后，
他俩和另外几个胡佳聘来做助手的朋友都住在那里，她兼做他的“特护大夫”。她早上
很早起来给他熬药，把药放在他的电脑旁才去上班，但胡佳有时忙得一整天都忘了
喝。有时胡佳太累太累，在地上铺几张报纸，倒头就睡。每到这种时候，她流泪，
她哀求，胡

　　佳却依然故我。

　　逐渐她的周围有了压力，来自家人，来自亲戚朋友，有人劝她：“跟着他，你能
有好生活吗？”逐渐有了一些征兆：她一点一点把自己的东西拿走；一点一点把胡佳
送给她的东西拿回来；她越来越多的眼泪；她说：“当我的眼泪流干的时候，问题也
就解决了。”

　　但胡佳却视而不见，也许因为的确太忙，也许因为他已将她幻化为自己的家人
而过于自信。他不相信在那么多次祷告之后，上苍会让她离开他，他坚持相信他们
是牢不可破的。终于有一天下午，她姐姐来到这里，然后她们一起走了。胡佳好像
意识到了什么，追下楼去送她们，说了很多话，送了很远。她什么也没说，泪流满
面。后来胡佳停下脚步，目送着她们渐行渐远———再也没有回来。

　　这之后的很长时间，胡佳让她的房间保持着原样，不许任何人动。他们再也没
有见过面，但胡佳一直有她的消息：有两年时间她没结交男朋友，亲戚朋友不断给
她介绍，也都是应付性地见上一面。后来他得知她有了未婚夫，是那种公认的非常
适合结婚的人。胡佳经常在干活时走神，当初在高原上的情景浮现在脑海里，他会
痴坐着直到电脑自动关机。

　　终于在去年9月她发来电子邮件，说她已经在两个月前结婚了，请求他不要再给
她发信。看完这封信，胡佳抓起一把吉列剃刀，把自己的头发全部剃光，清白色的
头皮上留下几道血痕。这似乎是某种宣言。

　　■被朋友“囚禁”三个月

　　胡佳把自己埋没在“疯狂”的工作中，半年后，转氨酶指标几乎到了临界点。他结
束了那份不错的工作，想要安心治病。但这时“自然之友”的一个环保教育项目要启
动，需要购买一辆教学用车。他马上参加进去，选车型、办手续、磨合。这辆车投
入工作了，又需要购买下一辆车。

　　到2001年初，胡佳的病情已经很不容乐观，医生说再发展下去就会不可逆转。
于是林易帮他联系了位于香山僻静处的一家疗养院，和几个朋友一起，几乎是强迫
地把胡佳送了进去，“收缴”了他的手机和呼机，并“封锁”了他的电话号码。

　　刚开始，那里的安静让他很不习惯，他的手指总在不由自主地敲打桌子，心里
总在惦记着什么什么人该来电话了。这里离植物园只有5分钟的路，这很合他的心
意，他每天都要溜达到植物园，去看那些奇花异草，闻它们的奇妙芬芳，听鸟儿们
的鸣唱。他的身体恢复得很快，那种属于他这个年龄的旺盛活力又回到了他身上。

　　两个半月后他提前出院，虽然并没痊愈，要去外地参加一个什么会议。直到现
在胡佳的病也没完全好，因为他总是停不下来地奔忙。现在他总算有了一份比较稳
定的工作，也有了一份比较稳定的薪水，虽然并不丰裕。

　　■有人说胡佳是“环保买办”

　　一个朋友曾笑言胡佳成了“买办”阶层，不过是公益性的买办。我觉得这话很精
辟。胡佳在许多环保团体之间搭起桥梁，促成了许多环保项目，并把不少年轻人引
入环保领域。经他的推荐和争取，不少人、不少青少年环保团体获得环保奖项——
—地球奖，福特奖，等等，他自己却从来没得过什么奖。在很大程度上说，他的确
像某种“环保买办”，只是没有从中谋得什么利益。

　　对这个“买办”的说法胡佳不太服气，他更愿意别人说自己是一个“织梦人”。他想
通过自己的“网络”把所有朋友联在一起，共同编织环保之梦。每一个朋友他都觉得是
一个“资源”，总想着怎么把他与某个环保项目或环保组织结合起来，怎么把他的能力
最大化。每当他做了这样一件牵线搭桥的事，他就特别高兴。

　　胡佳认为，环保就是一种平常心，他认为培育和保护生命是一种不可替代的至
高。哪怕对街上捡垃圾的人，胡佳也十分恭敬，认为他们是“城市资源再循环中不可
或缺的角色”。他有时追出很远，去把一个空矿泉水瓶送给捡垃圾的人，因为他觉得
这是一种荣幸。